从去年10月份以来，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多数炒房客破产。7月6日的《重庆晚报》对此进行报道时，还列举了一个被深套而“猝死”的典型样本。一位名叫李金东的机械制图师曾一度囤房69套，资产上亿，如今不但房子被迫全部出手，自己还成了住每月300元农民房的清贫一族。
　　
　　不容否认，炒房是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的幕后主要推手。过热的房地产投机，不仅威胁到金融安全，也使得房价远远背离了其实际价值和普通百姓承受能力。对此，国家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定楼市的同时，对“炒房热”加以遏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去年以来，众多炒房客们的财富神话开始幻灭。对此，一些网友幸灾乐祸，甚至用“活该”等字眼来加以冷嘲热讽。
　　
　　事实上，炒房者本身并没有“原罪”。和任何市场行为一样，炒房的本质也不过是利用买进卖出的差价，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让广大群众住有所居，却使得炒房者破产甚至跳楼，这不是一种凌然的理性正义。从人本的角度看，每个人的权益都应得到保障。我们当初不能为满足炒房者的牟利，而让更多的人买不起房，现在反之亦然。炒房破产不是个人悲剧，它暴露出了当前民间资本的“赌徒”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民众手中开始积累下一定的“余钱”，同时社会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使得“钱生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心理预期。不过，与民间资本规模的日渐庞大相比，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显得那么有限。而前些年非理性增长的楼市，则无异于一杯“有毒的美酒”。一方面，房价急剧上涨提供了丰厚的赢利空间，银行信贷又使得炒房“四两拨千斤”成为可能。于是，个体理性最终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大量的民间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市场。与“一夜暴富”的梦想相比，潜在风险已经被炒房者远远泡在脑后，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
　　
　　民间资本的“赌徒”困境，还体现在温州炒煤团的“败走山西”。2002年起，看到煤炭市场的广阔前景，温州商人不惜采取向亲朋好友借钱、向地下钱庄借贷、以房产抵押贷款的方式筹措资金，去山西承包风险巨大的小煤矿。四年后，随着国家对小煤矿的治理整顿，炒煤团淘金梦碎，“哭着离开”，只留下负载累累的一地鸡毛。
　　
　　从表面上看，“赌徒”困境是投资者过于看重收益而忽视风险造成的，但追根溯源，民间资本缺乏通畅的投资渠道才是根本原因。在诉求得不到合理释放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成为权衡博弈之后的次优选择。既然是赌，就会有赢有输，实际上，民间资本往往赢少输多。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赌到了开头，却赌不到结局，在起初阶段取得蝇头小利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更大的亏空。
　　
　　赌徒困境，造成的是个体和社会的“双输”。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打击炒房团、炒煤团的层面，而要切实为民间资本提供稳定开放的投资渠道。比如，给予民间资本“国民”待遇，引导其广泛进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规范民间的资本借贷行为，鼓励民资参股中小银行、组建现代金融企业等。给民间资本更多合理的出路，既可以降低其现有的投资风险，又能提高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流动性过剩，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引擎。作者：张涛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