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仇和色彩的昆明新政应靠稳定的制度、而不是靠个性官员来推动。 
 
　　■王攀（商报评论员）

　　在14日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增强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4月15日《生活新报》）

　　仇和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个性官员形象，在主政昆明后得到全面显现，也旋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叫好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弹者多为外围舆论，鲜有本地声音。以仇和勒令辞退在招商引资座谈会上打瞌睡的官员为例，外围声音将之视为人治之典范，但当事官员却表现出极大的“理解”——“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提出辞职”。而面对仇和的猛击一掌，昆明官员正如一位干部所言“压力大啊，‘人人自危’哪！”——并没有不同声音。

　　这与其说是昆明官员认同仇和的个性施政，不如说是在没有更高级别领导否定的情况下，仇和一把手地位决定他能够在昆明“敢试敢闯”，敢于冲破“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

　　问题是，仇和这种个性施政能复制吗？我想到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记录的六个人物里，黄先生对万历当朝前后两个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给予了较重笔墨。权臣张居正凭帝师和首辅身份，锐意改革，强力推进，尽管利益被触及的官员颇有怨言，但直到张居正死去，倒张者始终不得势。

　　黄仁宇言，如果张居正不死那么早，那么他所推行的改革、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对大明王朝可能又是另一个模样。与张居正的强硬个性相反，首辅的继任者申时行阴阳有度，试图用不触及文官集团利益的温和方式实现其宏图，但令人遗憾，最终以失败告终。黄仁宇用“世间已无张居正”写申时行，其大历史观的结论是，“唯书”——靠古圣贤的道德标准评判，而不是明确、稳定的法律制度，有限的个人力量也无法避免大明王朝走弱之势。

　　当然，我们不能拿个性官员仇和与张居正相比。但是，“敢试敢闯、敢为人先”，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这些毕竟是仇和自己的个性。

　　这种靠个性官员、而不是稳定的制度推动的昆明新政能否为继？当仇和离开宿迁后，带有仇和色彩的宿迁政治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当有一天仇和调离昆明，昆明目前仇和色彩强烈的施政，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宿迁那样化为平淡？  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