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庐政协原主席的腐败案，引发了关于“非常态腐败”的探讨（4月15日《检察日报》）。如果说腐败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那么，只要是冲着权力来的腐败，其实就都应该算是“常态”的腐败。若只将过节收受礼金作为“常态”的受贿形式，而将借集资分红之名受贿、借舅舅送外甥婚房名义受贿都视为“非常态”的受贿方式，这可能说明现在的反腐败，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领域狭窄、手段单一、方法过时的问题。这种探讨本身，正好说明反腐败要有治本之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规律，决定着反腐败的深入，必然导致腐败手段的升级。像这类将借集资分红之名受贿、借舅舅送外甥婚房名义受贿的腐败把戏，在今天的腐败大全里，很可能只是一些见不得大巫的小巫了。一个人事厅长能把15个亲戚“农转非”安排到机关当公务员，上行下效的结果，5岁娃娃也当上了公务员；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一场红包收下来，抵得上半辈子工资；直言“钱不能收，吃几包烟没事”，然后，隔三岔五提几十条中华去变现；送房算行贿，可以拿几套紧俏房产的楼花，转手卖个几十万元……这样的“非常态”腐败，恐怕是不胜枚举的。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不就是一个县委副书记嘛，怎么就能为了照顾一家企业的厂区不受影响，让一条高速公路的方案作了修改？今天为这家企业拨拉一块地，明天拨拉一块地，却又敢时不时地充当这家企业的座上宾，为何连个避嫌的顾忌都没有？说白了很简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就根本没有人在监督他。
　　
　　要对待这种“非常态”的腐败，只能采用“常态”的手段，那就是法与制度。在今年两会的分组讨论中，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就说，“不用法不用制度来治理腐败是不行的”，他提议尽快制度五部法律，在制度上遏制腐败。这包括：国民的收入分配法，即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免得被人饕餮掉；财政预算法，即未经人民批准的钱，谁也不能用；惩处集体贪污法，即避免个人拿5万元要开除党籍，而集体决定每月发一两万则什么事也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即以免再让“财产来历不明”成为贪官的庇护所；行政机关编制法，即杜绝不仅腐败，还能世袭（4月3日《南方周末》）。这样的建议，才是治理一切“非常态”腐败的治本之策。作者：慕毅飞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