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２０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要达到４％。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近日表示，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偏低，２００７年只有２０．８％，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事业。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基本都在３５％以上，有些国家达到４０％甚至５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也都在２５％以上。（见３月２６日《中国教育报》）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较低，这确实是制约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赵司长所言是比较客观的，我们不必过多地质疑。但是，我国目前的情况和发达国家相比，又有很多特殊性，即国情不同，这，赵司长是不能忽略不提的。

　　国情之一是，政府手里钱，除了摆在桌面上的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２００５年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费大约为１．３万亿元，土地出让金也至少有５０００亿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则认为，我国每年至少有２万亿元预算外非税收入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２００７年我国财政收入为５．１３万亿元，若再加上预算外约２万亿元收入，政府手里的钱占ＧＤＰ比重又是多少？这个比重是否与３％左右的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相匹配？

　　国情之二是，我国的公款消费支出惊人，“三公”消费每年达到９０００亿元，没钱办教育，可有钱大吃大喝，这个道理说破天也说不通。再有，我国行政管理机构庞大，冗员太多，行政管理经费２５年增长了８７倍，目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２５％。而其他国家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日本是２．３８％，韩国为５．０６％，美国为９．９％。印度为６．３％。可见，如果我们的公款消费少一些，行政管理经费少一些，那么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便能大大提高——尽管这绝非赵司长能说了算的。

　　国情之三是，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初等教育经费比例一直偏低，而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２０％以上，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高等教育盲目扩张，大学校园越建越奢华，资金浪费惊人，严重挤压了初、中等教育经费投入。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如此薄弱，高等教育又能“高”到哪里去？

　　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尤其需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十多年前，当国家财政收入只占ＧＤＰ的１２．６％时，我们就大胆提出４％的目标，正是基于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的考虑，就是秉承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如今，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实现４％这个目标。　浦江潮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