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上午，福建永泰城关发生一起悲剧，一名23岁的青年男子到超市调包香烟时被超市检票员识破，在追赶中慌乱逃窜，最终跳进冰冷的大樟溪不幸溺亡。一位目击群众告诉记者，青年跳进水里浮沉10余分钟，曾一度大声呼救，当时岸上有上百名群众围观，可整个过程中却无人施救。目前，永泰警方也已介入调查。（据2008年3月2日《东南快报》）
　　
　　又是一起见死不救事件。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溺亡的是一个小偷。也正因为这一点，从网友的留言看，公众的情绪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往的事件，人们总是痛心疾首于道德的冷漠；而这一次，更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激愤。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该死”、“少一个是一个”之类的句式，偶有几个为小偷之死表示惋惜的，要不显得冷落孤寂，要不就被更激愤的言辞予以痛批。
　　
　　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样秉持道德理念，人们既可以痛惜人情的冷暖，也可以认为小偷死不足惜。面对无谓死亡，人们的道德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笔者认为，其间的关键，是人们法治思维的欠缺。我们国家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正因为“法治”已经被普遍地看作最理想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构建法治社会，不仅仅要依靠国家出台完备的法律，还要依靠每个公民逐渐地形成法治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是不是合乎法治应成为思考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一点显然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法治的土壤还比较薄弱，人们思考问题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沿着更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治思维方式行事。于是，在很多事情上，就出现了一些很不合乎法治但却广为公众接受的现象。
　　
　　比较一下溺亡事件，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门道。如果溺亡的是一个普通人，尤其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弱者比如儿童、老人等，这时人们只需用最朴素的道德观念就能做出判断：人不能见死不救。但如果溺死的是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恶人，比如说新闻中的小偷，那么人们在判断时恶有恶报和见死当救之间就会产生一个逻辑上的排序。这时，如果没有法治思维对于“恶人”权利的伸张，恶有恶报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占据上风，大多数网友的反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法治思维方式下，有三对关系需要处理。一是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比如“小偷该死”，无疑是情感的宣泄。但小偷到底该不该死，这要看法律的规定。毫无疑问，情感应服从于理性。第二点是目的合法与手段合法的关系。惩罚小偷，目的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惩罚，也要看法律的规定。任其溺亡，肯定不是合乎法律的惩罚方式。第三点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小偷受罚，是实体正义。但谁来惩罚，是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是优于实体正义的，否则，正义也会走向非正义。
　　
　　道德是人性善的伸张。但是，道德也必须接受法治的考量。否则，就可能成为非正义的帮凶。我想，那些在现场观看的，其中肯定有一些人，之所以没有及时相救，就是出于小偷“死不足惜”的心理。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说，如果把道德的引证作为行为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消减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扩大法律限定的义务。小偷罪不致死，却在人们“恶人可以不救”的道德自辩中死亡，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作者：王希忠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