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灾情还没有解除，众志成城抗灾仍然是当下的一个大主题，任何话题转换都多少会显得有些不协调。比如，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叶春生先生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就受到了众多板砖的攻击。
　　
　　叶先生说，“广州火车站现在那么多人在等待回家，政府可以拍下这种回家的场面，记录下这些人不畏风雪、不畏等待的心声，作为（春节申遗）申报的资料。”（2月3日《南方都市报》）如果是在风和日丽的时节，叶先生作为民俗文化学者在公共讲坛或是政府“春节申遗”的座谈会上，提出同样意见的话，兴许效果要与现在截然不同。可惜不是！
　　
　　自从灾情出现之后，不回家过年的建议引起了众多的讨论，政府、民间的态度似乎空前的一致。但是，回家过年的浪潮还是那么的高涨，甚至出现了顶风雪、冒严寒独自回家的孤胆英雄。其实，温总理在长沙火车站时也曾经鼓舞广大群众，“不需要很多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关于其背后的原因，叶春生先生已经注意到并且给予了学理化的解释，“回家过年，这不是简单的一种亲情，我把它看做一种亲情、乡情、族情，这是一种年的情结，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俗行为，不管你怎样，我都要回去。”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恰如其分，还是可以当作一家之言来理解的。
　　
　　不过，顺便与春节申请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起来有点“理性残酷”的意味。且不说春节申遗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为了保护传统节庆文化，还是因为要与邻邦国家进行申遗竞争，毕竟目前还没有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即便有朝一日，春节申遗列入议事日程，“拍下回家过年的场面”真的可以为春节申遗加多少分吗？再者说，这种“回家过年的场面”也不是春节传统固有的元素，甚至可以说春节也不必然就可以推出春运这样的逻辑结果。
　　
　　保护某种传统文化遗产，最好能够尽快的申请世界遗产，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文化领域内，“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已经被泛化，申遗本身似乎成为了一切的目的，为了迎合世界遗产的申报标准，不顾一切的套用既定的格式化话语方式，这种与世界“接轨”的方式本身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的心理外露。
　　
　　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曾经指出，在申遗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只放在历史的审美情趣上，而更应该放在历史的价值观对现代生活的作用上。”应该说，今年这种“回家过年的场面”绝非传统春节的常态表现，记录下来的画面更多反映的还是国人过春节所遭遇的现代困境，倘若以此为将来探索出过好春节的原始资料，倒也说得过去。
　　
　　不言而喻，“回家过年”是时下灾情凸显的现实背景，也是一种急迫、直接的民生诉求，任何使其工具化的思维方式和做法，都必然会遭致强烈的人怨，民俗文化学者不该无视这一基本常识。作者：寇军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