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北京市民石兆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致市领导的信，提出北京为外来人员人为设置了许多高门槛，同样工作、纳税、消费的外来人员，只因没有一纸北京户口，生存成本要高出很多。1月31日，《北京晚报》由评论部主任苏文洋亲自操刀，推出针锋相对的批驳文章，题为《北京的门槛是怎么来的》，提出新北京人感到诸多不便，基本上不是门槛高造成的，而是资源紧缺的原因。
　　
　　为了证明北京“最不排外”，“没有地域歧视”，苏文洋先生先从自己的出身说起。他说，他爷爷7岁从河北来京当学徒工，后留在北京。在历史上，“不管是拿着刀枪来的，还是挑着担子来的，甚至是逃荒要饭来的，北京基本上都兼容并蓄，无不包容。”笔者以为，苏文洋是想先将水搅浑。请问，外来的孩子不能正常入学，这就叫北京的“包容”吗？你的爷爷当年能留京落户，现在“挑着担子来的”能吗？
　　
　　苏文洋说，“今天北京的一千多万人，99％都是这三百年聚集来的外地人”。事实上，北京的原住民比例，绝对不止1%。不过，北京的历史人口构成，并不是笔者要说的方面。笔者要说的是，就算北京今天的市民，多是陆续从外地迁入的，“就像一辆公交车总有先上车的”，这也不是今天对新的外来者歧视，不让他们享受市民待遇的理由，而是彻头彻尾的自私。
　　
　　貌似有理的“先来后到”论，可以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在，外来人员取得北京户口，并不是按“先来后到”排序的，而大家最不满的正是正一点。苏文洋说，“后上来的认为先上车的人有个座位，就是乘车歧视，其实是自己见外了”。可是，笔者来北京七八年了，这七八年当中，有许多比笔者晚来的在京落户了，而笔者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他们能有预留的“座位”呢，有选择地“包容”还不是歧视？
　　
　　如果一定要把北京比成公交车，那么，排在后面的人上车能有座，就说明车上的座位有富余。早已上车有座的苏文洋先生，以地域区别、资源紧缺为理由，不让后上车的人平等获座，流露出的恰恰是排外思想。他还提出，北京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城区学校与远郊区学校，还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对外来的子女实行与北京孩子同样的教育条件”，还实现不了。笔者不知他是否知道，很多外来孩子不但上不了普通学校，去上打工子弟学校，也不能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难道这样的门槛还不够高，与现代化都市还能相配吗？
　　
　　苏文洋问了个问题，“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有没有极限？”笔者以为，这也是在有意误导。试问，不让后来北京者平等享受权利，几百万没北京户口的外来人员，就不在北京城存在了吗？其实，北京借着作为首都的因素，拥有的资源从整体上讲，不但不紧缺而且富足得很，否则就没那么多人来了。粮食、蔬菜都可从外地输入，即便是相对紧缺的水资源，统计数字也已明白地说了，工业用水比例占到大头。更重要的是，几百万外来人员在北京，从来没想白享受北京的资源，他们本身也是资源的创造者，为什么总想着把他们赶走？
　　
　　在文章最后苏文洋高姿态地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全国性的上学难等社会问题，“要靠全国建设一二百个比北京还大的城市才能实现”，笔者以为更是胡搅蛮缠。一个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建一二百个比北京还大的城市，难道要把全亚洲的人都装进去？再说，公民权利跟社会发展，是不存在谁先谁后的。等那么多“新北京”建成，恐怕新文盲已经成堆，社会矛盾早就激化。再说，有众多的城市分担全国人口，公民也会在城市之间流动，北京搞关门主义是不行的。作者：李清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