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作出一审判决，崔保红被判有期徒刑20年。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崔保红在任县长的短短5年间，敛财近千万元（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崔保红5年敛财9426000元，平均每天5165元。恳请注意，这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县长所为。1986年和1994年，国家分两次确定了国家级贫困县331个和592个；1986年确定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标准是：以县为单位，1985年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的县；1994年基本上延续了这个标准。从年人均收入150元考虑，每天平均0.41元，那么崔保红所敛之财相当于他所在县12597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据知，1992年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级贫困县，那么从年人均收入400元考虑，每天平均1.09元，如此则崔保红所敛之财相当于他所在县4738个贫困人口的收入。
　　
　　这让人想起萧伯纳的一则幽默，一天，瘦削的萧伯纳碰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商人，商人讥讽道：“看见你，人们会以为英国发生了饥荒！”萧伯纳回击道：“看见你，人们就会明白饥荒的原因。”可以设想，一县之长，权重一方，在穷山恶水的劳苦大众头上如此敛财，怎么可能千方百计开展脱贫工作，怎么可能殚心竭虑为人民谋利益，怎么可能全心全意贯彻十七大解决民生“五有”的老大难问题；他穷凶极恶地5年敛财千万，犹如“针尖削铁，燕口夺泥，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剥精肉，蚊子肚里刮脂油”，这不正是贫困县难以脱贫的原因之一吗？
　　
　　最近听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对照崔保红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这种观点很起到淡化处罚贪污行为的作用，难怪崔保红涉案千万元，才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其实，如果说决策失误的乱作为叫拙政，少干事不干事的不作为叫懒政，那么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结果，必然导致恶政。恶政比懒政善？
　　
　　在国家级贫困县不顾民生民痛民苦5年敛财千万，被判有期徒刑20年；对照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出了故障，贪财人按照正常操作程序从故障取款机上取走17.5万被判无期徒刑。显然“无期徒刑”的刑罚重于“有期徒刑20年”；按照“罪刑均衡原则”和“量刑公正性原则”，按照正常操作程序从故障取款机上取17.5万元，其罪行应当大于在国家级贫困县5年敛财千万的罪行；进一步推理，按照正常操作程序从故障取款机上取走17.5万元所造成的国家损失、社会损害，应当大于在国家级贫困县5年敛财千万的国家损失、社会损害。事实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以上推理，有网友的大量跟帖为辅证。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同一部法律平台上，为什么会出现法院的判决引起广泛的质疑呢？是司法系统的判断出现了巨大的误差，还是立法系统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这非常需要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的认真对待。一部不断完善的良法，通过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才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和内心认同，才能够自然竖立起国家法律的权威，才能够促进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才能够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者：柏文学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