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晚间9时许，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向西约200米处路北，一群农民工铺开被褥，围坐在一辆车牌号为“豫U88888”的黑色奥迪A8轿车周围。他们是郑州一家涂料公司的农民工，堵车的目的是为了索要济源隆兴房地产公司拖欠他们12万多元工钱。晚12时，在民警协调下，双方同意由民警先把车开到派出所再协商解决。（《河南商报》1月4日）
　　
　　车牛车牌也牛，赖账不还的车主更牛。无奈的农民工只能用这种极端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批评农民工缺少理性，屡屡采取跳楼、服毒、爬塔吊、堵门、堵路等极端手段讨要工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欠钱的是大爷，被欠的是孙子已成为现实。在这次堵车讨要工钱前，包工头多次拎着烟酒同欠债方沟通，可每次都被赶了出来。
　　
　　可以说，农民工每一次的“非理智”表达都是被迫无奈之后的反抗。而这，恰恰说明，多少年了农民工讨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社会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快捷、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通俗点讲，就是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也不要因为有劳动仲裁部门、有法院，就责怪农民工不知道依靠政府、不懂法，不走正常程序、不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过程的缓慢，维权成本的高企让农民工望而却步。堵车的农民工几个月没有领到一文的生活费，在刺骨的寒夜中坚守，只喝了一点附近饭馆送来的菜汤，他们哪还有钱缴劳动仲裁费或是诉讼费，甚或财产保全费？而更现实的是，眼看就要过年了，这些程序走下来，这年还过不过？
　　
　　重庆农妇熊德明通过温家宝总理讨薪其实也是一种“极端”手段，其佳话同样背后折射出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老百姓为这段佳话感动、喝彩，地方官员却不能仅仅也是感动、喝彩，没有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行动。这行动就是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常效和有效机制，打造一个农民工不欠薪或欠薪后快速讨要通道，而不是平时无作为，年关前“例行”式的“讨薪风暴”。
　　
　　又到年关，新一轮的讨薪高峰又开始了，明天，不定又会发生怎样的讨要工钱的新闻，而这些新闻是否还是毫无例外地有着“极端”手段？不得而知。作者：马而立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