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一大家子8人，竟公然对8名执行公务的警察大打出手，致这8名警察不同程度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可被打的民警却一直克制自己，始终打不还手。案件发生后，为首的4人被警方刑事拘留。（《钱江晚报》2007年12月24日）

    现实生活中，各地特别是一些被执法对象，暴力妨碍警察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事件并非少见，演绎出一个个“警可欺而法不可辱”的版本，令人担忧。试问，如果连国家“合法暴力”机器、保护群众安全的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都像“豆腐”做的一样，也保护不了、不去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任凭不法分子泄愤，而普通百姓的安全，今后还能指望谁呢？正如报道中描述的那样：“不让事态扩大，被打伤的民警，时而抱住自己的头，时而任凭对方殴打。”

    实际上，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七条第五款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使用警械（指按规定装备的警棍、催泪器、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该条例第九条第十款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可使用武器（指按规定装备的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器）。按理说，对暴力抗法者依法使用警械，甚至使用武器，不仅提高执法效果，快速处置实施暴力的被执法对象继续违法犯罪，而且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体现警察刚性的执法权。　

    令人遗憾的是，被打警察如此软弱可欺，这让群众看到寒心，既不解又心疼。既然警察执行公务，就有必要按规定要求配带警械或者武器，可为何在关键时刻只带而不使用呢？一是警察执法没有客观地处理好管理服务社会与打击犯罪活动、谨慎使用与滥用警械的辩证关系，思想上担心有理说不清，故对正在使暴的被执法对象一般不积极使用警械；二是警察机关缺乏“合法暴力”机器的危机意识，警察使用警械的执法实践技能不精，武艺不高，应用把握不好、不当警械使用环节的技术操作性、程序合法性、目标针对性，于是干脆不想、不愿、不敢使用；三是执法环境因素不利，群众高调理解警察执法的人性化，投诉、批评、责难警察对暴力抗法者实施反暴力，往往“逼”得警察宁愿被打，也不愿依法使用警械。

    尽管法律饶不了坏人，暴力阻碍执行公务的被执法对象必然受到依法惩罚，但警察“打不还手”，绝不是件好事。不仅加重了警察的人身伤害程度，而且软化了警察手中刚性的“执法权”，增加执法成本。打个比方，即使有人要暴力抗法，警察若能依法使用警械或者武器，及时有效震慑、制服、约束不法人员，迫使其违法犯罪活动的终止，不就减轻了自己人身伤害的程度和不法人员的罪责吗？相反，若任凭对方攻击殴打，一面让自己小伤变大伤，忍受更大伤痛；另一面又让暴力抗法者罪孽加重。本来只动手对警察打一下，但由于警察过度忍耐，就有可能继续被打。

    由此看来，警察执行公务“打不还手”，是对自己、对群众、对社会的不负责任。难道完成执法任务和维护刚性的执法形象，一定要付出“法不可辱而警可欺”的代价吗？其实，对暴力抗法者最好的处置方法是实施反暴力，而警察执法不来点刚性行吗？（李仙正）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