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就是小学课堂，虽然我并不喜欢背着手的感觉，但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我人生一个必经阶段。

　　读研究生时，我就很能写，三年先后发表了25篇论文。那时候，政府机关领导选秘书，就爱挑特别能写的，所以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某部办公厅调研处给领导写报告。

　　从1988年到1992年，我在机关工作了将近5年。我觉得机关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另一个江湖，它有它的规矩，什么事该怎么做，要求很严格。比如，机关里讲究森严的上下等级，而在大学，同学之间是平等的，包括和老师也没什么不平等。其实，这倒不是我遇到的大问题。真正让我觉得压抑的地方是，在学校里比较讲究创新，而在机关里，领导不需要你创新，上面的大领导讲什么，你照着大葫芦画一小瓢就得了。刚去的时候，我总琢磨着给领导写些出彩的好东西，结果反被领导狠批了一顿，说：你看看你写了些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依据吗？这话领导说过吗？

　　后来，我就总结经验，把领导的讲话、报告做成一个模版，每次改个主题词就得了，不用动脑子。比如，领导讲过沿海开放战略，现在说经济要治理整顿，我就把模版中的“沿海开放战略”统一改成“经济要治理整顿”就完了，根本不用加什么思想。

　　到机关之前，我还曾想过以后吃官饭，但进了机关，这样的想法就消失了。因为一旦有我看到不对的地方，我就给领导提意见，所以跟领导干架是常有的事。有时候领导说报告应该改成这样，我就会反驳说改成这样没道理的。

　　领导有时也会妥协，因为领导经常在一些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都证明我改的是对的。领导的政治意识很强，当时政治环境也要求讲点创新，得有点新东西出来，领导害怕拿不准新东西会犯错误，可我老写这些，很有感觉，知道什么事说成什么样不会犯错误。

　　但机关里面从来都是领导批成什么样，下面人就是什么样，哪还反过去跟领导争论好不好的。可对我来说没什么禁忌。所以，我认为是错的，我就照说，蛮痛快的。结果，机关里很多干部都说：“哎，那个袁岳可厉害了，部长都怕他呢。”

　　我就认定一点，机关里面最重要就是要做正确的事，就是说对的话。不要以为你是部长，你就可以不跟我讨论了，更不用说处长了。我们副处长总跟我说：“袁岳啊，你为什么顶撞部长啊？”我说：“那是部长错了啊，领导有不对的地方，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他进步？”我们那副处长说：“领导怎么会错？”我马上反问：“领导怎么就不会错呢？”越是拿这样的话压我，我就越不服。

　　实际上，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小时候，我父母压我，我卖乖但我不服；大学里，给名教授拍马屁的学生多，但他要讲得不对，我就跟他争论，他反而喜欢你。机关要泯灭我的天性，所以我就跑了。不过，我虽然直率但我不会极端，不会让人觉得我政治上不正确，或者说伤害到领导的话。我只是就事论事，不会做让人下不来台的事。

　　其实，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机关毕竟还是管着很多事情的，而且通过这个工作，我明白了机关的行为模式，包括政策管理者在事情划定界限、考虑问题的思路。所以，像我们今天跟政府打交道也好，为政府服务也好，就知道这话该怎么说，事该怎么做。

　　机关就是小学课堂，虽然我并不喜欢背着手的感觉，但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我人生一个必经阶段。 《大众日报》袁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