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伯恩斯在《领袖》一书的开篇写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显然，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满足人们这一深刻的渴望，领导力贫乏的危机在不断蔓延到更广阔的领域。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尤其明显，对领导力前所未有的呼吁来自中国的企业界而非政界。对领导力的过分依赖除了显示时代的混沌状态，也暴露了呼吁者自身的软弱无力。软弱而忙碌的我们很少自问：我们最急切渴望的到底是哪一种领导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还需从领导力的概念说起。人们在考察领导力概念时，往往过分地强调了领导者的权力因素，而忽略了领导者与追随者共生的关系。为此，伯恩斯敏锐地指出，领导并不是单纯的领导者赤裸裸地行使权力，而是引导追随者按照双方认可的价值和动机去行动。基于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不同的互动目的，伯恩斯将领导分为三种类型：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是最浅层次的领导，双方相互接近是为了交换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或者心理上的，最典型的莫过于选票交易；变革型领导则以超越交易之上的双方的共同目标为基础，在接触过程中提升双方的动机和道德水平；最高级的类型就是道德型领导，这种领导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双方期望的某种变革，而且具备超凡魅力。

     这一分类是伯恩斯在领导学上的最大贡献，它丰富了我们对领导本质的认识。依照伯恩斯的标准来看，我们身边的领导大都属于交易型领导类型。这种交易型的满足本身是一种限于表面和无关紧要的满足，所以交易型领导只能导向种种短命的关系，买主和卖主不会重复同一交易，他们必定要转向新的类型和水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地都是领导的世界却总是感到匮乏。因此，时代真正呼吁的是变革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道德型领导是领导者中的极品，在我们的生活中少之又少，正是因为这种稀缺，我们才将道德型领导将称之为领袖。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领袖远去的时代。毛泽东、甘地、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这些人都已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

     没有了领袖的荫蔽，我们陷入了一种沮丧的状态，正像35年之前美国学者里金夫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说的那样，“我们每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了。”我们迷茫，我们无力，我们困惑，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伯恩斯隐秘地寄希望于变革型领导，这也是他在书中首要而且重点分析变革型领导的原因所在。伯恩斯将变革型领导分为理智领导、改革领导、革命领导和英雄领导四种类型。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领导者与追随者在一定领域之内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帮助双方建立一种相互激励和提高的联系，甚至会使追随者也转化成领导者。

     对领导者和想成为领导者的追随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在各个层面激活共识和价值，并把它作为组织所需要的敬业精神和动力源泉。为了使这些价值保持新鲜，领导者要脱下以宣扬价值之名行践踏价值之实的伪装，在帮助人们了解过往与今日的同时去践行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理念。这是我们摆脱时代混沌和领导力贫乏的唯一途径。《中国经济周刊》王健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