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河南日报 □孙 勇

　　在西方一些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运作模式比较完善成熟。现在我国一些高校相继成立的董事会，其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某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国内高校争夺名人富豪校董的做法，也很自然。这些人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对高校改善办学条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看看国外高校董事的构成，恐怕也大都是一些名人富豪。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高校并不可能遗世而独立，成为超然社会之外的象牙塔，高校与社会的融合也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果脱离这个实际，过于理想化地看待高校争夺校董资源的行为，那么高校的做法确实有势利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从高校的长远发展，尤其从个别高校由于发展失误濒临“破产”田地的严峻现实看，向社会寻求各类资源，为高校发展注入动力，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我国高校大多是国有性质，这就决定其董事会和国外私立高校的董事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和人家相比，我们高校董事会权限要小得多，大致相当于一个筹措社会资金的平台和咨询机构。一些富豪董事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援助上，至于说他们干预高校的发展，这种担心其实大可不必。董事会对学校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吸纳更多的企业加入产学研合作当中去，比如为学生联系实习基地，为企业培训人才，与企业合作开展课题研究等等。其最终还是以高校和董事或董事单位共赢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