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仪在电影《夜宴》中的“裸替”邵小珊　资料图片

　　在电影《夜宴》中，邵小珊为章子怡充当了裸体替身，之后便一举成名。紧跟着，“裸替”这个词就成了中国各种传媒中的热点词汇。随着电影《色·戒》声势浩大地在国内登陆，女一号汤唯的裸体镜头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有报道说，深圳一位男青年声称自己是汤唯裸戏的替身，并在网上造势，一度使“汤
唯裸替”转化成为了个新闻事件。其后，话剧《我的第一次》征集裸替演员，当地女大学生蜂拥而至，使“裸替”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时尚符号。
   
    裸替，顾名思义是要求演员用裸体拍摄，而演员出于种种考虑不愿配合，只能找替身代劳。据悉，在电影《夜宴》中，章子怡裸浴的背部镜头和葛优替章子怡按摩的镜头都是邵小珊担任。也就是说，章子怡大红大紫的背后，不但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还有代替她遮羞的人。只是邵小珊不满足于有限的片酬，愿意将自己的“美”张扬于世，才导致了戛纳电影节上的“惊艳”和个人身价的飙升。尽管邵小珊的美国男友不能接受她这样的“卖身”悻悻离去，而她的勇敢却激励了许多中国人。“汤唯裸替”事件是一例，女大学生竞逐裸替角色也是有力的证明。
   
    在人类的潜意识里，裸体有一定的尊严表征，即使原始部族也有裸露的尺度。虽然经常听到女演员“为艺术献身”的轶事，但倘若让她们光着身子进入大众的视野，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连以丑为美的芙蓉姐姐看到自己的露点照片被人在网上公布后，都有一种被“另类强奸”的感觉，何况那些一心希望成为显贵的女明星？不过，“汤唯裸替”事件以及女大学生竞聘“裸替”，并没有让人感到“尊严”的意义，与之相反，人们突然意识到，人一旦放弃了应有的尊严，换来的有可能是名利和地位。
   
    难道不是吗？“汤唯裸替”事件中的男主角邹开云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出名。人们当然不能责怪邹开云的急功近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直率代表了一个时代风气。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一个用于遮羞的角色，赫然成了一些人趋之若鹜的对象。有意思的是，如今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行为的道德属性，因为这不同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心甘情愿给西门庆当夜壶的那份淫贱；也不同于《水浒传》中的陆虞侯，为主子当牛做马脸上也洋溢着无限幸福那份奴性。演艺界的“裸替”仅仅是把现有的“资本”转化成资产，所顺应的恰恰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潮流。
   
    如果就事论事说，“裸替”尚有些对艺术执着的成分。但是，假如将之视作一种社会现象，则实在不算什么创意。事实上，只要翻开中国的历史，这种甘愿为人遮羞的人物就不胜枚举，而且有些“裸替”角色一当就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比如，杨玉环是唐玄宗的“裸替”；秦桧是赵构的“裸替”；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裸替”。这种“裸替”说白了就是政治牺牲品，自古留下好名声的不多。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裸替”却被中国人当作了种荣耀。有报载，在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的时候，其情妇徐福英找到商人李镇桂做思想工作，让他在调查组面前替李嘉廷背黑锅，顶缸当自己的“情夫”。李某受宠若惊，虽然他知道这无异于在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但他更明白，自己该效忠的时候效忠，暂时放弃做人的尊严，换取的是别人长久为自己效忠的资格。到那时候翻云覆雨，谁也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
   
    当然，“裸替”还有一种比较大的效用，就是用一个假象可以遮住更多的假象。如同章子怡的“惊艳”来源于邵小珊的身体，邵小珊的身体同时借了章子怡的脸，其中是真是假如果没有人揭穿将永远是个谜团。对照于现实生活，这样的实例也可以信手拈来。据中新网11月8日报道，令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最高法院列为了“重案之重”。1995年聂树斌案经过当地公检法审理判定，在冤声中人头落地。而10年后，“真凶”王书金落网，他闻此大为惊讶，在上诉时拼命为聂树斌洗冤。在这个案件中，如果说聂树斌是“真凶”王书金的“裸替”，倒不如说是社会法度混乱的“裸替”。
   
    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人历来缺乏理性的逻辑。不管哪朝哪代，人们能够知道的都是“皇天圣明”，总是“太平盛世”。只有等到新皇帝登基，加上他有心革旧立新，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非议前朝。而非议的结果往往是拉出几个“裸替”的遮羞。明代小令《抱玉肚·官悟》对此诠释的透彻：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尽管当今已经没有了九五至尊，但粉饰遮丑的现象仍然没有根绝。
   
    有人充当“裸替”，无疑是有人需要粉饰和遮丑。按经济学的解释就是供需关系。这不仅表现在电影等艺术形式方面，任何时段和空间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人们不计方式不计成本充当粉饰和遮丑的角色，终极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高于他人的资本。诚如某些女大学生“裸替”，是把自己的青春和肉体当作了成名的资本。那么，谁又敢说秦桧等人为朝廷“裸替”不是把个人的名节当成了作威作福的资本呢？（王龙）来源：红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