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受贿逾400万，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没收财产120万元；所得赃款人民币393.6万元、美元2.5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8月17日《华西都市报》）
　　
　　相对于近年来有些贪官贪污受贿金额高达千万元竟然也能免予一死，袁俊维被判15年徒刑应在预料之中。但人们还是不免要问一问法律有关贪污受贿罪惩处的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何为“情节特别严重”？
　　
　　从判例看，1996年，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因受贿总价值人民币61.6余万元，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省高院审理认为，胡建学担任泰安市委书记期间，大肆收受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但鉴于胡二审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提供了重要线索，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回等情节，对其减轻处罚改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显然在十年前，61.6余万元的受贿额已属“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可近几年却有所不同，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韩受贿总计702万人民币；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304万，一审判处死缓；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受贿930多万，也均被判处死缓；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以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刘的4000多万元的非法所得中贪污受贿额达3000万元。
　　
　　目前，处理经济犯罪案件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则确为大势所趋，但法律实践上难免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而造成不公，以致人们认为随着物价的上涨，赃款对决定犯罪分子的处罚也已贬值。从实际操作看，贪污受贿10万元就可判10年，过去一旦贪污受贿数十万元或上百万元，就被列入情节严重的范围而可能被判极刑，可如今贪污受贿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元却只判死缓，最终服刑20年，难免会被认为反腐“雷声大雨点小”，挫伤公众反腐信心。
　　
　　因此，针对《刑法》中多数罪刑量刑都有一定幅度，且有的差距还甚大现象，国家有必要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保证量刑的尺度相同，标准一致，做到“同罪同罚”，只有如此才会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有助于增强法律的权威和威慑力。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正抓紧制定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重点解决少数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这应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如何解决经济犯罪应慎杀少杀和《刑法》贪污受贿可判死刑问题，国家应坚持经济犯罪可判死刑的同时，延长该罪刑的刑期，比如可将有期徒刑提高到30年甚至更长，设立不得假释和减刑的无期徒刑等，并增加根据贪污受贿金额划分定罪的层次，这既可实现慎杀少杀的目的，又可强化对情节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威慑力。作者：吴兰友 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