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最近出台规定，对轻微刑事案可不捕不诉。这一规定在受到当事人推崇的同时，也受到了质疑。有人担心，对部分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会降低执法标准，从而导致轻微刑事犯罪反弹。而检察院认为，这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同时还能节约诉讼资源，集中人力、物力查办严重刑事犯罪。（7月17日《法制日报》）
　　
　　郑州检察院对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很容易让人想到东莞法院的“赔钱减刑”。很显然，公众对于司法机关在刑事犯罪审判上的变化动作非常敏感，因此无一例外引发了强烈争议。“不捕不诉”争议的焦点在于其是否降低了执法标准，或者说，在于其是否能够找到法律依据。
　　
　　为了证明“不捕不诉”的合理性，检察机关使用了举例法：正在上高一的16岁的小树，正是受益于“不捕不诉”的新政，从而免于“一生被毁了”，并且真正改过自新。这样的例子固然很感人，但说服力却有限。因为“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检察机关固然可以举出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反对者同样可以举出一个负面的例子。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法治国家，“不捕不诉”合法与否还得从法律自身去寻找答案。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被普遍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单纯依此条文来判断，“不捕不诉”显然站不住脚。既然法律明文规定是犯罪行为，那么检察机关就得批准抓捕就得起诉。
　　
　　但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费尔巴哈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而“不捕不诉”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完全契合。而且，刑法虽然规定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但同时又在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不难看出，“不捕不诉”争议的实质，正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尴尬。一方面我们强调应该依法惩治犯罪，一方面我们又采纳了“社会危害性标准”，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本身具有笼统、模糊、不确定性。于是，所谓“执法标准”本身就是见仁见智，也就无所谓是否降低了。关键只在执法部门的执法偏好：公安机关偏好从严，因为批捕率和起诉率的变化，会影响到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考核；而检察机关偏好从宽，因为这样可以节约诉讼资源，集中人力、物力查办严重刑事犯罪，有利于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毋庸讳言，只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尴尬继续存在，类似“赔钱减刑”、“不捕不诉”这样的争议就不会停止。可以肯定的是，变化动作的背后必然夹杂了司法部门自身的利益考量，这样的利益考量可能推动法治的进步，也有可能导致法治的腐败——这恐怕才是公众真正担忧之所在。作者：舒圣祥 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