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1日上午，国家药监局举行首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发布了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办法》10月1日起施行，将强化监督权力制约机制，将部分国家局职能委托给省局行使。同时厘清新药证书的发放范围，进一步体现创新药物的含金量，限制低水平重复,严打药品研制和申报注册中造假行为。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伏法，7月11日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发布。一个政府部门昔日的最高领导刚刚伏法，针对弊政的新办法随即出台，这样一种意象鲜明的“新老更替”，透露给公众的是一种清晰的正名暗示，表征着药监部门急于挽救公信力的强烈愿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并表示谨慎的乐观。

　　相信郑筱萸的伏法能给往日的同僚带来应有的反思和警惕，相信药监部门为重树公信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能够带来崭新的气象。但是，我们又不可对杀掉一个郑筱萸的震慑效果过于高估，同样不可对“纸上的新办法”所能带来的改头换面新气象保持盲目乐观。毕竟，腐败者之所以腐败不休，不是因为不怕杀头，而是出于对自己不会被抓住的坚信。郑筱萸在叫嚣“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他也会有今天。

　　政府公信作为一种系统信任，涵盖政府与公民两个维度，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理念，二是行为，三是制度。“药品注册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实行主审集体责任制、相关人员公示制和回避制、责任过错追究制，受理、检验、审评、审批、送达等环节接受社会监督”——这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态，向公众传达的是一种理念和决心。接下来，公众将非常乐见这些理念在药监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和执行。理念只是一种“纸上的公信力”，得到行为支撑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公信力”。

　　而制度是政府公信的核心层面，得到制度保障的公信力才是可持续的公信力，否则时间会扭曲理念，时间也会篡改行为。林达先生将之比喻为：如果没有警卫保安而把银行里的钱堆在柜台上，那么抢银行是迟早的事。因此，出台了怎样的文件是次要的，文件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制度才是关键。事关药监公信力的制度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要让公众看得见，也就是信息要公开，职责要公开，问责亦要公开；然后要让公众说得了，要有表达好恶和要求等参与评估的途径；然后还要让公众管得着，特别是关于官员贪渎的举报要得到及时有效的受理，而不至于像郑筱萸案的举报人那样，寄出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500多次，而全部石沉大海。

　　药品决非一般的商品，因为它直接关涉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民众有病能吃得起药，吃的都是放心药，新药都是真的新药，药价里没有腐败成本，这是公众对药监部门的期待，也是药监部门的职责所在。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药监部门欲重树公信力，公众更为看重的其实不是药监局说了什么，而是药监局做了什么，民众得到了什么。特约评论员:舒圣祥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