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４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据悉，去年６月首次提交审议的该草案第５７条曾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受到处罚。这一度引发质疑。舆论认为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媒体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应该充分肯定。（见昨日本报Ａ０２版）

　　我并不打算对这样的删除之举分外地叫好，因为就像此前舆论质疑的那样，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原本就是逆潮流而动的。这个潮流就是尊重媒体进行正常报道的权利。因此，我只能说，删除乃是必要的审慎与明智之举。事实上，就在去年草案首次公开之后，这部法律草案的立法研究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于安曾经吃惊地对《财经》杂志表示，“我不知道怎么加进这一条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的”。（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９日《财经》）有擅自加上之恶，就有坚决删除之善。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向法律精神的回归。这不仅因为，就像于安所说，“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权利”。任何形式的限制都需要慎之又慎。还因为，对于媒体报道权的尊重与保护，永远比限制媒体报道更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更有利于破解和遏制“谣言满天飞”现象，因此必将更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应对与管理。这在曾经的非典疫情等公共事件中曾一再得到印证。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对媒体权利的保护与尊重，是一部突发事件应对法所必须追求、同时也可能是这部法律最具价值的部分。

　　与此同时，出于更有利于突发事件应对之目的，我们仍需要禀持一种审慎与明智，对此法案的其他一些有关信息发布的规定予以斟酌与考量。比如在二审草案中新增的，有关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并且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虚假信息在传播学中被称为“带菌者”，其意不言自明。但草案这一规定中的问题在于，对于编造与传播虚假信息的处罚，要不要有恶意与非恶意之区分？要不要进一步厘清虚假信息之所以得以传播的原因与机理？

　　事实上，当谣言一旦生成，某种社会情绪一旦蔓延，除了为数极少的智者，更多的人只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除了极少数胸怀美德的人，更多的人都会陷入情不自禁的口耳相传之中。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然而按照法案规定，他们必须受到处罚。这合理吗？当然亦需提请注意的是，就尊重媒体报道权而言，新增规定中之“任何单位与个人”会不会也将媒体与记者包括在其中？

　　一方面，法律应当保护而非限制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如果不是穷尽一切信息公开的手段，是不可以谈论对虚假信息传播的处罚的。前者是公权力必须谨守的边界，后者是一部法律应当具备的对公民的善意原则及传播学常识，因此都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必须恪守的法律精神。杨耕身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