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暗含的一个趋势，是政府营利化。这很可能改变政府性质，而使政府从非营利组织，最终蜕变为营利性组织

　　中央政府近期屡次严令各部门如实申报非税收入，重申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的决心，这显然是基于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沉痛现实。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实无须过多举证，相信多数人都有切身体会。小如办结婚证，大如孩子上学，几乎每享受一次公共服务，我们的腰包都要或多或少地缩一次水。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当然没有道理。我们已经纳过税，而纳税的本质，就是预支公共服务的成本，就是定制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应该属于免费的。

　　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暗含的一个趋势，是政府营利化。这很可能改变政府性质，而使政府从非营利组织，最终蜕变为营利性组织。

　　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最大危险。政府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如果允许政府把基本的公共服务变成盈利性活动，允许政府凭借垄断地位、国家暴力去赚钱，那么必然的结局，就是办什么公司都不如办政府来钱。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统一法制的颠覆。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政府赚钱都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高压线。

　　诚然，发达国家也有非税收入，但其非税收入不过是充抵公共服务的成本，偶有盈余，也必须全部转为公益支出，谁敢从中分羹，都会成为大丑闻。发达国家能做到这点，主要是依靠一种制度文明，即对于政府财政严密的公共监督。这种严密的公共监督几乎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使得政府要想从老百姓腰包多掏一分钱，都是天大的难事。

　　政府不能赚钱。政府的职能只是用钱，用老百姓纳的税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自身当然也有花费，但政府花费的只是维持政府运转必需的成本。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务员可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要通过公共服务来牟取暴利，发家致富，这在发达国家根本就是不可能兑现的梦想。

　　但是，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则往往造成另一种景观，那就是政府消费的扶摇直上。公车消耗，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我们的这些开销每年每项都高达数千亿。而其主要来源，无疑都是部门的非税收入。个人直接捞钱是有风险的，但如何防止部门集体设租和寻租，防止把部门当作分肥的枢纽，通过部门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现有反腐机制的一个空白地带。

　　部门利益集团因此逐渐坐大，非税收入则是滋养部门利益集团的主要渠道。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后果。部门利益集团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理解中央政府的政令，常常导致中央政府政令的变形，导致中国政治中的肠梗阻，严重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

　　受害最大的当然还是民众。面对拥有公权力的部门利益集团，散漫的民众过于弱势，对跑马圈地、雁过拔毛的现象往往只能听之任之，公共服务的收费化、高价化因此不断蔓延。一个一个的部门利益集团，犹如一个一个的收费站，横亘在民众的生命通道上，加大了民众的生存成本，抬升了民众的生存压力。

　　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对社会公正的威胁、对和谐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中央政府锐意改革非税收入体系，势所必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收费都要一律取消，有些确实该收的费还是要收，问题的关键在于规范化、制度化。要真正规范非税收入，仅靠中央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红利。公民何以长期无法抵制这种侵犯，无法遏制这种权力红利，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只有当公共监督机制有效运转，当部门利益集团不仅从上遭到中央政府的重重压力，而且自下遭遇民众的重重防范，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不可能不付出天价成本，它们才会真正收敛，我们才会有月明风清的那一天。来源: 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