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辞职前是清华大学党委保卫部副部长，校保卫处副处长，享受处级干部待遇，在北京有房有车，前途没有任何担忧。但是，他选择在苏州修电动车。如今，董冰蜗居在苏州一间8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每天骑着花30元钱买的自行车奔波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他的房子被抵押了，创业一旦失败，他和母亲或将居无定所。董冰在“逆向而行”。他说“北大学生卖肉”是被动的，“清华博士修车”是主动的，他没有给清华丢脸。面对质疑，他说打出“博士”的招牌，不是炒作，是资源合理利用。（见4月3日《现代快报》）
　　
　　首先声明一点，笔者此处用“不务正业”这个词语，既没有贬低也没有诋毁的含义，不管是对董冰个人还是对修车这个行业。因为选择修车完全是他个人在主观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清醒的选择。但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是出于自愿，董冰和报道本身，都在潜在和低调地宣扬着这样一个论调：董冰及其行为是“敢为天下先”的，对当前形式下的大学生就业是有着示范性和借鉴性意义的。
　　
　　事实正的是这样吗？在笔者看来，清华博士董冰辞职修车的行为，却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也许你会说，董冰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清华博士修车”不过是一个拐点和跳板。但就事论事而言，清华博士修车还是有浓厚的“哗众取宠”的嫌疑。原因很简单，当今社会还远没到博士剩余的阶段，即便是“相对剩余”也没有。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清华大学在读马克思理论专业博士生的董冰，放弃学业和原本不错的工作，从修车这个行业开始创业，在完全放弃了工作和各种资源的同时，也“自废功力”似地放弃了所有的知识构成和能力。也许说法有失委婉，但董冰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从修车的技术角度讲，他很可能并不比一个专业技术学校出身的技工更专业更具实际操作能力。从年龄角度讲，他也不适于现在才开始创业。从未来发展看，马克思理论专业出身、有过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保卫部副部长，校保卫处副处长经历的他，并不具备让企业单位青睐的“做管理”的对口学历优势和对口工作经历优势。在管理方面的才华和能力，他也许并不比一个本科专业出身、有数年经历的人更优秀。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清华博士修车，的确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务正业”之举。
　　
　　在笔者看来，一个理性、正常发展的社会，公正、公平的教育，应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人都能平等均衡享用的公共产品。与教育的均衡、平等对应，在学历的金字塔上，社会的接纳和承认，也应该呈现与之相对应的模式（因为，高学历者毕竟付出了高昂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机会成本）。比如，从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利用方面讲，在成为马克思理论专业博士的过程中，董冰已经享用和利用过了许多优秀的教育资源。如果他选择去修车，他将继续明在地浪费他业已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构成。而这些知识和能力，他原本可以在他应该去从事的行业中做出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贡献。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不能给高学历者提供与他们学历对应的技能和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教育是失败的，起码是优待改进和进步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高学历人才以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用人体制也多多少少地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在思考清华博士修车是“不务正业”的同时，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作者：李记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