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特约评论员：谭启术

　　为了在办案过程中体现人性化，重庆检察机关今年开始在刑事政策方面进行探索，贯彻宽严相济措施，对一些主观恶性较小的过失犯、初犯以及偶犯嫌疑人，从宽处理。职务犯罪案件也在从宽从快处理之列。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对受贿数额不大、情节轻微、有自首或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的，检察机关可视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2月7日《华西都市报》)

　　重庆检察机关推出的人性化刑事政策，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比如检察官在侦查活动中，如犯罪嫌疑人家中有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可暂不执行抓捕、搜查任务。等等。但是，对于受贿等职务犯罪实行宽大处理，实属不当。

　　受贿后的积极退赃并不能消除社会影响。受贿作为职务犯罪，其最大的危害不是侵害财产权，而是社会公正。事实上，受贿罪侵害的对象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外，还危害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以及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每一次受贿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不公交易。在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商业受贿”，对于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干扰和影响十分恶劣，简直就是市场经济的一大毒瘤。

　　前段时间有专家提出，受贿罪的起点比盗窃罪高，不合理。然而，重庆市检察机关居然再给受贿罪开“小灶”，作为直接故意犯罪，受贿的主观恶性和盗窃没有差别。从社会危害来看，受贿罪反而要大得多。对公权力的滥用，将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在我国还很严重。因此，检察机关对受贿罪的宽大，是和当前形势不相容的。这样会给社会传递一种信息：受贿的时候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等到有苗头的时候，再自首退赃，也可以免受刑事处罚，大大地降低了受贿的犯罪成本和风险。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腐败形势。来源： 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