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啸鸣

　　今年以来，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判断标准，已经受到媒体越来越多的诟病。因为这个判断标准已经被用作官员提升与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橘生淮南则为枳：由于“数字出官”，所以“官出数字”。最有趣的是：国家统计局报出的GDP增长率与各省上报的本省GDP增长率总和无法对接。这种尴尬说明，总有一方的数字有问题，或者是双方的数字都有问题。进一步说明，采用GDP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已经走到了头。

　　那么未来将采用什么标准呢？这不仅关系到官员升迁的小问题，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和谐程度的大问题。我们注意到，幸福指数，或许会成为一个替代目标。这在社会矛盾凸显时期，无疑是正确的。要深刻地理解这种转变，个人以为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因为我们正处于执政理念的第三个转型期。

　　第一个转型期是从建国开始的，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制止了战乱对人民生活的破坏。

　　第二个转型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追求GDP增长为中心。这个转型的成功之处在于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框架，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第三个转型期刚刚开始，从追求GDP增长为中心到关注全体公民的幸福和谐程度，这个转型期是以调整分配结构为目标。

　　目前，虽然国内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贫富差距拉大，但是却缩小了与整个世界的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中国脱离贫困线的人口数量和速度得到了世界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赞扬。这个成就的取得是源于中国人民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水平的巨大提高。

　　要了解幸福指数，首先必须了解幸福公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的是：“幸福=满足/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满足程度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我们的传统文化及部分宗教对此的理解是消极的。他们鼓励人们压缩欲望，于是被动地感受幸福。而经济学的理解却是提升满足程度，为此还是需要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

　　问题在于：人们即使提高了自己的科技水平以及效率水平，也可能因为失业、因为所掌握的资源产权极为有限，或者因为机会的不公平，导致自己的能力未必获得相应的收入和消费。而那些没有渠道提升自己的科技水平及效率水平的人，则可能因为社保制度未向自己倾斜，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低，而容易感觉到自己正在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容易产生失望甚至绝望。所以在GDP迅速上升过程中，他们会认为：这是官员们的GDP，跟自己的关系不大。

　　政府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提升GDP，也要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并由此来提升公民对执政的认同。从本质上说，GDP得到发展是因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共同造成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功劳。只有在GDP的统计成为官方的权力的时候，特别是GDP又成为官员政绩评价和提升的标准的时候，GDP才异化为“官出数字”的工具。这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统计上的尴尬，更严重的地方在于，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GDP而不惜损害公民权利。最明显的标志是群体上访问题严重，官员腐败问题严重。中央政府防不胜防，查不胜查。

　　如果将来的幸福指数的发布也成为官方的权力，也成为官员政绩评价和提升的标准的时候，幸福指数也许也会沦落为“他们的幸福指数”。防止这种异化，是比如何设计幸福指数更重要的工作。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就是选票。每个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合意的商品和服务(私人产品)。各个企业为了获得这些选票而竞争，结果导致消费品质优价廉，物品丰富。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实际也与此相类。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选择合意的候选人，实质上是建立一种契约，公民投票的过程就等于允诺缴税的过程，并要求政府提供合意的公共品。

　　“幸福=满足/欲望”的公式的关键是要提升满足的程度。这包括从私人品和公共品两方面获得的满足。缺钱的人被称为穷人，因此对私人品的消费受到“钱”的约束。但是他们应该拥有的公民权利可以通过选票转化为公共品，仍然可以提升穷人的幸福程度。

　　所以，比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评价的主体。比如现在为人们所诟病的各地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如果当初上马是由当地公民和代议机关通过民主决策的程序进行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就不会产生今天看来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发挥，那么，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的确定都会更理性，财政开支的方向和数量也会更理性。社会的不安定乃至冲突，也定将减少很多。

　　未来幸福指数应该衡量哪些种类？计量方式如何确立更加科学？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书斋之内的学术问题，而是公民权利问题。应该交予公民和代议机关认真讨论和确定，那样将逼迫官员眼睛向下，真正理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含义。这样，穷人也许不能凭货币分享私人物品，但是可以凭他的其他合法权力来分享合意的公共品带来的幸福。来源: 经济观察报